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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葛兆光先生新著《形似神异：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实在激动不已。“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异”也是笔者就读日本史专业以后就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对日本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认识，容易落入“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陷阱。西嶋定生设定了“东亚世界”这个区域性的框架，总结归纳了四个体现东亚世界共同性的关键词：汉字、儒学、律令、佛教。这四个关键词容易让人们看到中国和日本的相似性。无论汉字还是儒学、律令、佛教，无一不是从中国传入日本。日本与中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曾仿效唐朝的律令制建立过中国式的政治制度，建设了唐风化的都城平城京和平安京。甚至有人说，日本从政治体制到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均学习中国、模仿中国，似为普遍的“常识”。

但是，如果先入为主地按照中国史的常识代入日本，就会发现日本历史上的很多问题我们解释不了。比如，为什么日本在天皇领导下的朝廷之外，还要有一个幕府？为什么天皇的家族能够绵延不绝，没有发生“改朝换代”？天皇到底是有权还是无权的？为什么权力已经达到顶峰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之辈，没有想过要取而代之？为什么幕府下面还会有那么多各自为政的地方势力，不能被中央政权铲除？为什么日本的宗教势力能够坐拥大量的庄园，拥有强悍的军事、经济实力？这些问题一抛出来，大家可能便能立即发现——日本走过的历史轨迹与中国迥异，看上去极为相似的外表背后，隐藏着相当巨大的差异。这就是葛先生这部作品的出发点。

在本书中，葛先生从三个维度探讨了中国和日本政治文化的差异：皇权与革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郡县与封建（国家形态与社会结构）、王权与神佛（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从这三个角度入手，旁征博引，深入剖析了中日两国政治文化的问题。

《形似神异：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葛兆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

首先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问题。葛先生指出，中国皇帝是集政治权力、宗教神圣、知识真理于一身的“三位一体”，即“普遍王权”。古代中国只可能有一个中心，不可能既有一个政治权力中心，又有一个文化权力中心。而日本的天皇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象征的是神圣和文化，政治权力则分属于传统的老贵族或崛起的新贵族。于是日本出现了文化权威和政治权力的分化。并且，日本的权力结构是重层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也是多元的。这一看法可谓精准地命中了日本历史的“要害”。

其次，关于国家形态与社会结构的问题，葛先生指出，日本没有像中国那样形成一个以皇帝为顶端的金字塔结构，古代日本是天皇与贵族的联合体制，中世以后则是“天皇-幕府”的双重体制或“天皇-幕府-大名”的重层结构。地方势力始终很有权势，即所谓“封建制”。另外，葛先生还将贵族、地方势力与天皇分割权力的状况类比“王与马，共天下”，这一联想可谓极为精辟。

第三，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的问题，葛先生引入了黑田俊雄的“王法佛法相依论”和“显密体制论”。强调日本寺社拥有巨大的世俗权力，甚至多次与世俗政权冲突。日本的宗教深入政治，成为一方“权门”。宗教也成为支持政治权力神圣性的力量，是日本政治合法性、神圣性的来源。与之相较，在古代中国，佛教无法形成与世俗政权对抗的庞大力量，也很难深入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领域。

葛先生上述对日本政治文化的判断，基于日本史学界长期以来对律令国家、权门体制、幕藩体制的认识和研究，是对日本史学界丰厚成果的总结、提炼，三个要点都称得上正中靶心，堪称日本前近代历史上最为关键的核心问题。

葛兆光先生近照

二

实际上，既关注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诸多联系，同时也注重两者的差异，也是中日两国学术界长期以来的问题意识。近代以来，日本的“国史学”倾向于寻找日本与中国的差异，而强调日本与西欧的相似性，在日本的“中世纪”中寻找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前提的“封建制”，谋求历史叙述上的“脱亚入欧”。二战后特别是近年来的日本史学界的比较视野则更多着眼于与日本列岛临近的东亚、东部亚洲，探讨“东亚中的日本史”“亚洲中的日本史”。比方说，笔者曾翻译的村井章介《中世日本的内与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中对高丽武人政权与日本镰仓幕府的比较，就是一例。

大约十年以前，日本最知名的出版社之一岩波书店策划了最新版的“岩波讲座·日本历史”丛书，东京大学教授樱井英治在给中世全四卷作总序的时候提出，前近代东亚诸国可以分为“中国邻国型国家”和“边境型国家”两个大类。其中，前者包括高丽及朝鲜王朝、大越（安南）、琉球王国等，即受古代中国王朝影响极大的国家，其政治制度多采用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度，日本的古代国家（律令国家）也可以列入此类；后者则包括与中国距离较远的满者伯夷等，在政治体制上中央集权不成熟，王权十分脆弱，呈现出分权的国家构造（东南亚的“曼荼罗国家”“剧场国家”可视为此类）。

樱井英治进一步指出，虽然日本从地理关系上看与中国临近，但日本的中世国家，反而与这一类边境型国家类似。因此樱井认为，日本从古代至中世的变革，实为从中国邻国型国家（律令国家时期）向边境型国家（中世国家时期）转换的过程（《给中世史的招待》）。这是一个颇让人眼前一亮的提法。

如果从中国史的视角出发，容易看到日本与中国共同经历的律令制时期，看到隋唐律令体系对古代日本的影响。但正如葛先生在本书中所谈的那样，律令制在日本是“早熟”的，律令制下的各项制度、法令，在古代国家向中世转型的过程中很多都不断变质、放弃了。譬如说僧尼令，原本日本也仿效中国推行国家一元管理的度牒制度，但在平安中期就逐步放弃，这才有了僧侣人数陡增，“在俗出家”遍地的景象。甚至可以说，隋唐式的律令制对当时的日本来说，是有些超前的，日本引入之后需要做一些本地化、简化。中央集权的不成熟性，正是古代、中世日本国家的特点。

越是不成熟的中央集权，其王权越需要“凭借观念的权威才能存续下去”（黑田俊雄语），因此，日本的王权在中世被赋予了独特的宗教色彩。日本王权的佛教化，或者说显密佛教与王权的密切结合，就发生在天皇权威相对下降的时期。日本的王权需要从当时具有普世性的佛教身上，寻找新的合法性和神圣性来源。这一点实际上也与樱井所称的“边境型国家”十分类似。东南亚大陆部和岛屿部的“边境型国家”往往受佛教、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影响，其王权的合法性求诸于印度宗教，即赛代斯所称的“印度化国家”。比如，柬埔寨的吴哥王朝需要将国王即位仪礼塑造为赋予国王“转轮王”“宇宙之王”权限的仪式，在“神明在场的大都城、镇护国家的大寺院、模拟神明世界的大王宫”的三建筑组合中缔造“神即是王”的政治权威（石泽良昭《吴哥王朝兴亡史》，译林出版社）。类似的，日本中世的天皇也自称“转轮王”，同样也不遗余力地打造镇护国家的大寺院和体现“神佛在场”的仪式空间。而到了14世纪，天皇干脆搞起了“即位灌顶”这一套，让天皇在高御座上结手印、诵真言，变成大日如来的化身，缔造“君权佛授”的政治权威。只不过，日本不像柬埔寨这些印度化国家那样有一群婆罗门后裔充当祭司，但是，中世日本却有自视印度佛教后裔——即谱系追溯至印度的显密佛教僧侣来充当“镇护国家”的实施者。

因此就像这样，当我们转换视角之后，我们很快就能发现日本政治文化与东南亚“边境型国家”的相似性，于是也就能从中看出其与中国的不同。在思考日本时，先入为主地把日本想象成“同文同种”的邻邦，用“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这些概念去生搬硬套，会让我们忽视两国很多本质性差异的地方。我想葛先生将本书取名“形似神异”，提出历史学者要“同中求异”，也是出于这样的缘由。

三

最后，笔者想从日本中世史的角度出发，谈一谈本书中的一些遗憾。

本书是一部面向一般读者的作品，需要平衡学术严谨性和可读性，把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最直接明了的知识传递给读者，但遗憾的是，有些地方还是没能做到两者兼顾。

首先，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其历史上的政治权力合法性问题、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王权与宗教关系问题，在每一个具体的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无法简单以“传统政治文化”六个字一概而论。

以日本而论，即便只讨论“天皇是有权（政治权力）还是无权”，摄关政治下的天皇、院政下的天皇、中世公武关系中的天皇、江户时代几乎丧失“国王”属性（黑田俊雄语）的天皇，不同时期天皇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政治影响力均不一样。但是本书倾向于模糊不同时期的差异，把律令制下的天皇、中世天皇、江户时代乃至幕末的天皇放在一起来讨论，这就会造成对日本历史新的误解。本书多次强调天皇“只是虚位”，在政治上“没有太大的权力”，但这并不是每个时期都有的状况。

比如，关于摄关政治时期，所谓“摄关家凭借外戚身份大权独揽，代行天皇职权”的旧观点早已被推翻了，天皇的权力、国母的权力、父院的权力现在都得到了讨论；又比如院政期，天皇家内部诞生了白河（1053-1129）、鸟羽（1103-1156）这样“前无古人”的专制权力；治承·寿永之乱（1180-1185）后虽然我们按照通行的历史分期，不再称其为“院政期”而代之以“镰仓时代”，但“院政”作为朝廷政治基本形态的情况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并且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当时以院政为主，却仍有多位“亲政天皇”，其在退位为上皇之后往往自动切换为院政来继续执政，是否是真正行使统治权的“治天之君”，仅凭其是天皇还是上皇是判断不出来的。

因此，中世天皇并非在制度上剥离了政治权力，如果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很难理解中世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仅把天皇概括为“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并不符合每一个具体历史时期天皇制的史实。天皇与武家之间的关系，更不能简单以“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威的分离”来简单概括，而是需要对不同时期的天皇制及公家政权的权力构造和权力行使做更为明确的分析。中世天皇绝不能仅用“无权”概括。

类似的问题在讨论中世国家形态与社会结构，即“封建制”时也有出现。将中世以后的日本称作“封建制”，并将其视作与西欧封建制类似的体系，在“世界历史的普遍法则”下讨论日本封建制的历史阶段，这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战后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核心的日本历史学界的通常做法。即便现在描述中世日本社会时，不一定套用“封建制”一词，但关于“封建制”的比较意识在日本学术界从未消退。以中世为例，庄园制下的各级领主拥有相当的自治权，可以自由开发、经营庄园，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但又与中央存在密切联系的领域空间。

但是，话虽如此，本书将从古代至中世、近世日本的地方社会均理解为“仿佛古代中国春秋战国的诸侯，名义上拥戴共主，实际上各自为政，世代相袭”的状况，这却是不符合实际的。中世的领主对自己的领地的管辖，并不像江户时代那样形成了一个个的“地方性国家”，上层的领主常年住在京都或镰仓，甚至有的一辈子也不会去自己的庄园一次，庄园对他们来说不外乎是榨取租税的对象。这样的庄园绝不是一个自我完结的“诸侯国”，庄园的各级领主大多也不是真正的“地方势力”。

再者，本书多次用“守护大名”来代指中世、近世日本的地方性权力，并称“三个权门之下，是割据地方的守护和豪强”。但实际上这个词是仅指室町时代守护的特定用语。“守护”一词倒是可以追溯到镰仓时代，一开始指的是镰仓幕府在战争中设立的地方军事主官，后来变为常设，但镰仓时代的守护并非世袭，也不具有割据性。室町时代的大名、战国时代的大名、江户时代的大名是性质不同的东西，本书显然模糊了这一点。

另外，在讨论王权与宗教关系的时候，虽然本书也对近世以后的寺檀制度有所涉及，但基本上立论还是基于中世的神佛关系。本书所举的宗教组织、宗教集团作为“寺社势力”在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上发挥极大影响力的状况，实际上仅限于中世时期，而不是日本各个历史阶段都具有的现象。

此外还有一点，在讨论日本中央政权权力构造时，本书引入了权门体制论的概念，介绍了中世公家、武家、寺家三者相互协作、分掌国政的状态。但本书忽视了权门体制论的框架中实际上存在两个维度的“公家”，其一是作为权门势家的公家，比如天皇家、亲王家、内亲王家、摄关家、大臣家等贵族势力；但当时的“公家”一词还可指代国家政权。换句话说，这里的“公家”是指经律令制、摄关期以来形成的朝廷体制，是指“王朝国家”，中世以后这套体系虽有很大的变化，但仍然作为“国政”在继续运转，没有被武家替代。但本书中强调了分权的一面，却较少提及中世“国政”继续存续的一面。

不过，瑕不掩瑜，本书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把握十分精当，可以说是近年来关于中日政治文化比较的一部极为精彩、且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葛先生的渊博学识和孜孜不倦、上下求索的学术态度，令我辈敬佩不已。相信本书一定会成为接下来国内日本史研究人员和爱好者的必读书。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副教授）买股票加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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