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供应链深度调整，给我国发展带来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杠杆长期投资，需把握全球供应链变化态势，立足我国发展实际，大力提升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高度关注全球供应链变化

　　供应链的本质是相关主体基于利益连接而形成的分工合作关系，是超越单一主体边界进行的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方式。近年来，受全球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深度调整并出现重要变化。

　　安全成为影响全球供应链布局的重要因素。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自然灾害和卫生防疫事件多发，全球供应链布局正从过去主要基于自由贸易和经济利益转向综合考虑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确保供应链安全，降低各类外部因素对关键产品和物资供应的影响，保障本国经济和民生安全，成为各国的重要考量。美国将供应链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通过重大战略调整和制度安排，试图重塑全球供应链。欧盟、日本等经济体改变单纯追求“效率优先”的目标，推进供应链多元化，以增强应对各类危机风险的能力。

　　供应链成为国家博弈的新场域。多极化世界格局加速演进，没有哪一个大国能够成为全球秩序的决定者。传统由西方主导的治理机制缺乏公平性、包容性和广泛代表性，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全球供应链治理的目标、机制、规则也存在分歧。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在截至2024年10月中旬的12个月里，成员实施的169项新贸易限制措施涵盖贸易额约为8877亿美元，比上一年多出约5000亿美元。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多边贸易体制正常运转受到严重影响，地缘政治风险提高，国际贸易摩擦频发，国际物流通道与国际金融结算通道中断风险加大，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显著上升。

　　全球供应链走向分化。受贸易保护主义及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体系开始收缩重组，相同的生产和流通领域形成不同的平行供应链。一些国家选择基于所谓“价值观”的供应链发展路径，推动供应链布局友岸化。一些国家寻求国际政治经济平衡的供应链发展路径，以生产补贴、税收优惠、政府投资和政府采购等手段推动全球供应链重要环节和关键产品的本土化和近岸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区域化，即由区域中心国家控制核心环节、周边国家支持生产的供应链形态。

　　全球供应链的效率提升与成本增加。随着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深度应用，全球供应链数智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运输、仓储、分拣、装卸、配送、售后等环节的无人化正在实现，供应链透明化、柔性化、敏捷化进程持续推进，管理水平和运作效率进一步提升。可持续理念融入供应链全过程和产品全生命周期，降低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同时，世界形势的不稳定性以及国际贸易中的各类安全壁垒、科技壁垒、绿色壁垒、标准壁垒等也导致全球供应链成本增加。例如，俄乌冲突发生后，全球原油、天然气、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红海危机发生后，苏伊士运河贸易量一度下降42%，多家国际航运企业暂停红海航线或绕行，运距加长、时效变慢，全球航运成本上升。

　　供应链变局带来深刻影响

　　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密切联系，各国都是全球合作链条中的一环。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目前已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居全球第一位。也必须看到，全球供应链变局也会对我国产生深刻影响。

　　一是安全风险升高。大国博弈加速了全球供应链格局调整。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国家破坏国际经贸秩序，推行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试图塑造以本国为中心的关键产业供应链体系，意在扰乱我国产业布局，阻滞我国高科技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发展。尽管我国产业体系相对完备，但在高端芯片、基础软件、核心材料等领域的研发制造环节仍存在短板，面临“卡脖子”风险。

　　二是发展空间受限。一些国家和地区将我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或“制度性对手”，在经贸、科技等领域进行遏制制裁，企图阻挡我国发展势头。推动所谓“去风险”，重新定位对华经贸关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意图限制我国供应链体系发展，阻碍我国优势产品“出海”，这些措施对我国一些全球化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了影响。

　　三是产业竞争压力加大。我国正面临部分发达国家对国内中高端产业打压、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中低端产业追赶的双重压力。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实施的“再工业化”战略，可能促使我国境内部分具有优势的高技术产业调整其供应链布局。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利用国际经贸规则及廉价劳动力优势，纷纷加大吸引外资力度，采取各类优惠政策与我国争夺跨国直接投资。此外，不断增加的各类壁垒将提升供应链成本，使我国相关产业整体竞争力面临被削弱的风险。

　　提升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供应链的总体效率与安全水平，不仅关乎企业的竞争力、产业组织效能，也关乎地区经济增长与国家竞争力。要以实现高安全可控、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国际合作为目标，加强供应链战略设计与系统谋划，不断提升我国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增强韧性，确保供应链安全稳定。全面梳理掌握供应链情况，从关键性、脆弱性等维度系统评估研判风险，建设可控、多元的供应链安全体系。提升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韧性，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供应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在重点行业实施“备链”计划，增强供应链发展的战略纵深和安全水平。完善应急供应链体系，推动建立政府、企业、机构等多主体参与、发挥各自优势的应急机制，健全应急供应链分级响应和联防联控机制，加快完善国家储备体系，优化关键物资生产能力与区域布局，确保应急资源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优化结构，增强供应链竞争力。推动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一体化运作，完善高效集约、线上线下融合的商流服务体系，畅通国际与国内、沿海与内地、城市与农村有效衔接的物流网络，构建支持供应链各环节数据共享、需求对接的信息网络以及具有主导权的全球供应链金融网络，实现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的良性互动。提升创新能力和质量水平，密切跟踪研究、积极参与制定国际先进标准，推进重要基础研究发展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在基础零部件与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领域的投入。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促进其与供应链、创新链协同，鼓励融合创新，推动重点产品的性能稳定性、质量可靠性、环境适应性等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提升供应链智慧化绿色化水平，加快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提高智能生产、物流、运维水平。在能源使用、生产制造、产品包装等方面推进清洁化、减量化、资源化、循环化，打造可持续供应链体系。培育共生共赢的供应链生态，推动形成链主企业主导、中小企业参与、科研与金融机构协同的高效灵活供应链生态。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为牵引构建组合式、协同化、敏捷型的区域供应链合作与创新网络。优化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将其打造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新高地。

　　深化共识，拓展供应链国际合作空间。立足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在供应链领域既有分工又有竞争的关系，深挖与其在产业和市场上的互补性，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巩固传统领域供应链合作成果，积极拓展新领域供应链合作关系。密切关注跟踪发达经济体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的动向，根据我国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需要，加强战略对话与政策沟通。加强对发展中经济体中重点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例如，深化同东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制造、交通运输、物流等产业为重点，推进标准制定、联合研发、互联互通，构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区域供应链体系；加强同其他金砖国家的合作，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以构建战略协同的重点供应链为目标，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兴技术等方面的合作；根据拉美国家的自然禀赋、产业结构与发展水平，重点与其加强在农产品、矿产资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供应链合作。此外，还需推动形成全球供应链治理新机制，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充分发挥G20、RCEP等在供应链治理中的作用，推动形成开放包容、公平公正、有广泛代表性的全球供应链治理新机制。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杠杆长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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